三公经费公开的法治逻辑

三公经费公开的法治逻辑

10月30日，武汉市104家市直部门同时将2013年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决算在网上公开，覆盖之广、范围之大、力度之强，实属空前。更难得的是，此次公开属“集团作战”模式，公开时间一致，公开格式统一，内容更为细化。统一部署的背后，彰显的是武汉依托于“阳光财政”而为的自我革新的决心与气魄。　　近年来，武汉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财政压力剧增，财政公开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正值中央财政体制改革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公开时间表已至市一级。又恰逢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武汉适时制定《法治政府建设2013-2017年规划》，承诺重点推进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9个方面的信息公开，试图给所属部门加上“紧箍咒”，以此作为依法行政的切入口。当然，此次公开更多的是执政智慧的凸显，至于其效果尚待观察。

其实，对于武汉乃至全国而言，三公经费的公开已不算新鲜事。但公众却对此一直保持着如此高的兴奋度。这背后透射着公众的强烈期待，也折射出公众的期待尚未得到满足的“再期待”。然而，有关公开标准与范围、公开主动性、公开明确性、公开与监督的关联性等质疑，却反复出现在任何一次任何一级的关于财政公开的评价中。即便如武汉此次力度空前的三公经费公开，同样在上述各个方面饱受质疑。更有甚者，已有不少声音开始持悲观态度，认为三公经费公开不过就是基于上级压力之下的政治任务与作秀。　　由是观察，三公经费公开似乎陷入一种走不出的困局：政府在高调积极的推进，公众也保持极高的期待，但二者之间始终存在隔阂。这一局面，有可能导致出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心理。公众的高度期待，定然会在一定程度的失望后，转为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对此，我们习惯性地将原因归咎为政府的真诚不足，却几乎没有考虑公众普遍存在的要求政府经费公开满足其全部期待的苛刻心态。但问题在于，经费公开涉及财务会计的专业知识，绝大多数公众因此陷入了账目的迷宫之中，不知所以然，自然而然难以满意。此时，我们总是将这一填补鸿沟的任务交给政府，要求政府以尽量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尽量明确具体的项目记载来让公众看得懂，否则便是政府的搪塞和敷衍。　　实际上，以公众的一般视角，看不懂账本十分正常。在专业性的政府治理与公众理解之间，本就存在一道不可跨越的专业性鸿沟。我们在通过财政公开倒逼政府时，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指望通过填补这道鸿沟使政府机关无处寻私。那么，这道鸿沟另一侧所具有的回应复杂社会的专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也将因对公众诉求无条件的顺从而一并消失。　　其实，我们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体制安排。那就是，在宪法中，政府唯一要负责并报告工作的是产生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换言之，按照这种体制安排，政府其实并没有义务让公众看得懂——他只须让人大看得懂就行。人大看懂之后，再由其向其所代表的公民传达。而相比较个体公民，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显然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支持其从专业性视角来理解政府财政。人大一般下设预算委员会或财经委员会，再不济也可聘请专家查账，或要求政府补充报告和接受询问。　　更重要的是，人大对于政府财政乃是立足审查权，对应的是严肃的宪法责任——无论是预算还是决算，甚至是个别项目支出，哪一项没有通过人大审查，就意味着政府不能为而为以及乱为的宪法追责。这种震慑力和惩罚力度，绝非针对公众公开的那种道义责任可比的。吊诡的是，就现实看来，后者似乎更比前者来得更让某些政府机关重视。　　人大实际是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亦是弥合政府专业治理与公众一般理解两难关系的制度架设。这是现代民主的基本逻辑。社会对此的理解，还没有遵循这一逻辑，因而在以三公经费为代表的财政公开陷入了政府高调为之与公众期待落差的困局。所幸的是，预算法的修改颁行，及其对于人大预算审查权的强调，也许是走出这一困局的一次重要契机，亦是以财政民主为牵引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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