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还是马太陷阱

海地,印第安语中意为多山,但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眼下,这个国家被震后废墟所覆盖,被悲惨命运之山压得喘不过气来。海地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享有诸多第一,却总是得不到真正的救赎。作为哥伦布地理大发现揭开的第一块处女地,却遭受西方殖民者种族灭绝,成为贩卖非洲奴隶的天堂,五百年来沉沦于循环往复的血肉冲突;作为美洲第一个推翻奴隶制争取自由、争取独立的榜样,却没有成为人们期待的加勒比海明珠,两百年来深陷于内外剥削的残酷现实,如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如果放宽视角,海地只是一个普通的样本,其背后是国际社会最纠结的发展难题。发展中国家在积累财富、实现赶超的道路上,经常面临马太效应的挑战。富则恒富,穷则愈穷。全球财富分配的天平毫无疑问地倒向发达国家。最近十年,全球化浪潮带动世界经济出现一段高增长时期,主要发展中大国增长表现抢眼,但绝对不是最大受益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多得好处;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则没少买单。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自身发展沉疴难起,不少发展中国家仍然经济脆弱、治安混乱、政局不稳,非洲、拉美、亚洲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艰难与挫折,实现生活水平从低到高,社会财富从少到多,这是一个路径问题。道格拉斯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演进的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路径就可能产生依赖。好的路径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产生飞轮效应,经济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经济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想要脱身变得十分困难。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他以经济史为背景,说明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与路径依赖有关,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难以赶上发达国家。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现象无处不在。比如,航天飞机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其宽度取决于地面铁路运输的轨道宽度;现代铁路的轨道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八英寸,这取决于最早的电车轮距;当时的电车使用马车车厢,因此沿用了马车轮距;马车轮距则因循古罗马军队战车的宽度;战车的宽度,则必须适合牵引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即四英尺八英寸。就这样,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外观,在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了。

国家发展的路径受外部环境影响。国家始终处于特定的国际体系之中,体系对发展有连续、累积的作用,约束着对外关系与发展模式。总的来看,当今国际体系正在走向民主化,但发展中国家仍徘徊于外围,在世界市场上忍受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投资歧视与金融风险,在IMF与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机构中争取不多的代表权与话语权,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中苦苦坚守最基本的原则。既得利益国家在各种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会促使这种秩序保持原有惯性、按原有方向持续下去。正如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国情咨文中所称,美国决不能接受第二名。

国家发展的路径由内部因素决定。发展意味着模式与制度的选择,其效率要受正式规则、权力结构、社会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约束。尤其是非正式规则,沉淀于历史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许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异不大,但经济发展路径却相差颇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规则和传统文化在起作用。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世界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在照搬自由化改革纲领后陷入寡头经济泥淖,拉美政治经济发展的教训也有深刻社会背景。相比之下,亚洲新兴经济体重视结合儒家文化选择发展,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因地制宜。

1825年,海地独立20年后,外部矛盾激化,被迫重新向法国支付1200万美元赔款。当时,美国向法国收购大路易斯安那地区,只花了1500万美元。两相比较,海地的赎身钱可以买下大半个路易斯安那,面积相当于两个佛罗里达、两个阿拉斯加和半个加利福尼亚,这彻底掏空了日后发展的家底。

1915年,海地参照美国制定新宪法,照搬美式民主政治体制,但西方制度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优越性。此后,海地独裁与军政交替,政变与内乱不断。

多难能否走向兴邦,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这条路上,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不断做出重大决择。事后看来,每一次选择既可能是历史的机遇,也可能是万劫不复的陷阱。只有抓住机遇,做出正确选择,才能超越陷阱,成功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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