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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贫富差距为何越来越大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6 06:39:39 阅读: 来源:渔线厂家

全球贫富差距为何越来越大

[ 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总是面临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要找准最佳平衡点非常不容易,何况这种平衡点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人们思想和诉求的变化而变化 ]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贫富差距扩大更加明显,由此也引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下降,社会管理成本陡然上升,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局部战争,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严峻风险隐患。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性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呢?

回顾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因素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推手。

利益驱动和市场

决定的发展模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束缚,主张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确实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人们的生产经营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

但是,完全的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必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分化,并推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为追逐更多的权和利而不惜违反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和激烈的明争暗斗,甚至进一步促成武装斗争乃至战争。资本主义发展以来,越来越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乃至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爆发,充分说明纯粹的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在刺激物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破坏精神文明,甚至引发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最坚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学习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先进成果,这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轨迹不同的是,曾经饱受强国欺凌和侵略的落后国家,如苏联和中国等,都是依靠高度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整个社会最强大的整体合力(战时共产主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强敌的压迫和强国的欺凌,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一度推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但进入和平时期后,人类追逐个人利益的本性逐渐显现,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不断分化,高度公有、高度计划、平均分配的社会制度越来越脱离社会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结果造成少劳动、多消耗、抢占公有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造成经济发展快速回落、社会矛盾明显加剧。

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发展、生活富裕、民主法治所出现的良好态势更加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

为抑制这种状况的发展,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领导者,很难对这种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进行挑战和修正,自然的选择只能是反对和极力消除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更加倡导“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

结果由于违反社会现实和经济规律,造成经济发展更加乏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使经济濒临崩溃、社会面临破裂的严峻局面。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向西方倾斜,推动改革开放,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设备,推动经济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思想斗争。

在政权缔造者纷纷离世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进入1991年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尽管路径、方式和程度等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就是推崇利益驱动,削弱公有、增强私有,削弱计划经济、加强市场经济,将集体劳动转变为自己劳动,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再通过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进资本、技术和设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但这也使得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比二战之后大大增强,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的收入分配均等化体制被彻底打破,社会财富急速分化,贫富差距快速拉大。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转移资本和普通加工业,不仅在新的市场激活了其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机制,而且面对劳动力价格和实际税费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被有效抑制,税费(所得税、遗产税等)水平不断降低。这使得西方国家的二次分配力度减弱,对贫富差距的抑制力减弱。

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半径大大延伸,但是,真正能够走出去并且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胜利的,却是极少数大财团、大寡头。

必须看到,投资贸易,特别是金融交易全球化快速发展,亟须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治理,包括投资和贸易法规、财税和金融制度、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体系等方面的规范和统一,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极独大,世界上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相互抗衡的局面发生重大逆转,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削弱,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统一治理比冷战结束之前两大阵营内部的相对统一性明显减弱了。这也使社会对大财团、大寡头的制约或制衡不是加强了,反而是削弱了。

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化初期普通加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大量中小型企业欣欣向荣推动中产阶级快速发展,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发展后期,并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迈进,高科技发展和大金融服务占据主导地位。

新兴的文化体育产业所培育出来的明星群体的价值快速上升,这同样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财团、大寡头、精英群体集中,而中小型普通加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下坡路,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加工业工人的替代性增强,中产阶级的财富和蓝领工人的收入增长必然受到制约。

瞻望未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货币超发、贬值

致财富隐形的再分配

当今社会是货币商品经济时代,货币既是价值尺度、交换手段(中介),也是价值储藏手段和财富的象征。

在货币脱离金银本位制之后,货币本身几乎失去使用价值和价值,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或信用货币,成为社会货币性财富的象征。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的价值(即币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货币总量与财富总量的对比关系:货币总量的增长快于财富总量的增长,即货币超发,则币值就会下降;反之,币值就会上升。

在现实社会中,各国货币政策的把握,都是希望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推动一定程度的货币贬值),包括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贬值。因此,在现代货币体系中,贬值成为货币命中注定之事。特别是在面对经济下滑、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战争需要时,世界各国都会大规模扩大货币投放,进而推动货币大幅度贬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这是因为,货币贬值,意味着现有货币性资产(现金、银行存款、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等)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就会减少(遭受损失),而货币性债务(标明货币数量的债务)和不易变质的资产就会升值(受益)。

这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减少储蓄,推动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既有财富的再分配(隐形税收),但由于这种分配的普遍性和隐蔽性,实际上又往往不被社会所认知,比征收某种税费更容易推行,只要这种变化能够为社会所忍受,而不是让很多人明显感受到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一般不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另外,扩大货币投放,主要是通过扩大社会负债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通过透支未来增加当期的财富,实现当期的繁荣,也容易为当期社会所广泛接受。

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货币贬值这种隐形再分配功能的存在,在货币脱离金银实物约束、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货币总量完全由货币当局人为把控的情况下,其存在的好处很容易诱惑人们过度滥用,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扩大货币投放,甚至推出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推动货币总量成倍增长,但世界经济却持续低迷,意味着货币必然大幅度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其生活、生存都受到威胁。

而少数人的财富却迅速升值,特别是一些人的财富增长并非劳动收入所得,而是通过投资房地产、名贵家具、字画、珠宝、瓷器等,主要依靠价格上涨所致(几近不劳而获),并由此迅速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迅猛扩张,单位货币明显贬值,成为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社会矛盾明显激化的一个突出重要的原因。

转型期的社会腐败等其他要素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推动新一轮全球化30多年来快速发展,也推动很多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但国家制度破易立难,特别是一些国家数千年发展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积淀,很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内彻底改变,在旧的制度和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制度和道德体系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社会腐败和利益调整将非常严重和激烈,也很容易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很多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大量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财富,也会推动资本流入国家和地区资产价格的上升,推动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总是面临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要找准最佳平衡点非常不容易,何况这种平衡点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人们思想和诉求的变化而变化。但作为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又必须努力寻找和维持这种最佳平衡点,探索和走好“中庸”之路。现在,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与发展最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应对。 getty图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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